法律中关于职业与道德的规定


 发布时间:2020-10-30 03:43:24

提问三:加班费是在原工资基础上支付吗?网友“爱丽”:去年五一就加班了,算上加班费该拿3300元,可实际却少了100元,财务说加班是给3倍工资,但是拿了加班费就要扣掉当日工资。张少春:依照劳动法,如果用人单位在这3天里安排加班,并且不给安排补休,须在正常支付员工工资的基础上,另付加

2014年4月18日,成都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依法提起公诉,2014年12月9日,王文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原院长李高伟受贿案。2007年9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李高伟利用担任四川财经职业学院院长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获得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培训中心继续承包权,以及在拨付款项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以“感谢费”、“顾问费”等名义所送的现金共计人民币32.3万元。2014年7月8日,成都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依法提起公诉,2014年10月20日李高伟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记者 孙兆云。

李某案中律师表现受争议,给律师群体提了个醒:在行使职能时,须恪守职业操守,切忌僭越法律底线。李某等五人涉轮奸案仍在发酵,受争议的,还有该案的辩护律师。日前,李某的法律顾问兰和称,法庭上律师们已提请法庭对有关人员涉嫌组织卖淫和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上述事实一旦查实,有关人员诬告陷害罪责难逃;李某同案犯的律师则称:“李某自认武功第一,强奸时才打人”,引起不小的争议。这一系列由律师领衔演绎的闹剧,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作为律师,职业伦理与法律素养何在?在该案案发后,李某的律师陈某允诺将为其作“无罪辩护”,这引发不少人的猜疑。

不久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特殊的索赔案:在高额奖励的诱惑下,一名20多岁的会所陪酒女子严重醉酒被送医院,7小时后年轻的生命终结。死者家属认为,会所及当天消费的客人应当承担80%的责任,故诉诸法院索赔各类损失64万余元。近几年,全国各地陪酒女醉酒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也使这类少人关注、从事灰色职业的人群浮出水面。陪酒女之死给这个行业敲响了警钟。在形形色色的会所、KTV等娱乐场所里面,存在不少从事着跟前述死者一样职业的人员。

这一规定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是对此规定的评价,存在较大争议。如果说,30年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时,没想过职业打假人会出 现 , 而 现 在 就 陷 入 了 一 个 法 律 悖论———如果不知假买假,往往没办法证明商家卖出的是假货;而如果知假买假,则不符合消法规定,就不被认定为消费者。其实,职业打假人从出现那天开始,就获得了多数消费者的认同。消费者认同职业打假人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先有知假造假、知假卖假,才有知假买假;没有造假、卖假,自然就不会有买假;与其责备知假买假,不如严打知假造假、知假卖假。

从深层次原因分析,这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司法行政化”,其弊端明显:审判权容易受到不当干预,由于行政化管理,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均受到削弱,打招呼、定调子、地方保护等不正当干预、不正常现象屡禁不止;其次是层层审批增加了案件处理环节,延长了时间周期,导致审判效率低下;最后案件层层把关导致责权不分、追责不力。钟家玉建议,减少法院内设业务行政部门,弱化法院审判职能内部行政性运作,重新定位审判委员会的职能,改变目前由庭长、分管院长签发法律文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改变“判而不审,审而不判”的违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现象,从审判机制上保障法官的职务、身份独立。

为了动员广大市民一起遏制地铁乞讨现象,还地铁车厢安宁有序的环境,8月6日起,轨交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推出了“微信”举报的新举措。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乘客发出微信5分钟内,民警即可到达相应车厢。据警方介绍,迄今为止每天都能接到2到3个微信举报,最多时一天接到5个举报,大部分集中在晚高峰过后。不少乘客还会主动上传照片,以便警方辨识、取证。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消除乞讨现象,许多市民认为,一方面,对以乞讨为职业,意在不劳而获、以乞讨为幌子实则行骗偷窃的“假乞丐”们要进行严厉打击。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大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救助措施和机制需要规范和完善,让真正的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帮助,让不劳而获者没有立足之地。(记者刘建)。

“就是一颗想为群众办点实事的心,让我坚持到了现在。”赵海坦言。不仅仅是法官,公安民警、检察官、监狱警察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照顾不了家,还赚不到钱,工作高强度却升职缓慢,已经成为基层政法干警的现实写照。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乐平说,目前检察官福利待遇不能较好地体现其司法职业特性。一方面,检察官工资待遇与行政职务、职级挂钩,而实践中行政职级晋升受政策限制太严,极易挫伤干警积极性;另一方面,检察官工资、津补贴与退休制度,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后不再享受检察官等级津贴,不利于检察官队伍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可以确定的是,单纯因为律师赚得多而选择辞职的法官,与从律师转行做法官的相比,不会超出多少。笔者所接触到的辞职法官中,最常见的理由在于“机关生活节奏沉闷、人际关系复杂微妙”,“年复一年,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干,不知道你能干的什么样”,“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等待一个赏识你的领导又是那么的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的辞职理由也适用于不少选择了辞职的公务员。它对于司法体制的触动意义,正在于如何快速推动司法的“去行政化”,并优化司法系统内的竞争机制,提升法官的职业尊严。

民字 刘殿豪 专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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