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发布时间:2021-01-24 13:13:42

明确责任主体确保法规落实应松年对记者说,以往控烟效果之所以不明显,与责任主体不明确有很大关系。为了让控烟落到实处,代表们在“条例(草案)”中建议,建立由市和区、县爱卫组织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工作的新管理体制。据应松年代表介绍,在已经通过了控烟立法的城

新版《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7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有近4个月,除了与乘客息息相关的禁食、乞讨等问题,地铁保护区内的违规施工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执法部门的关注。记者昨天从南京地铁集团获悉,这个月,因为违反《条例》中的“特别保护区”管理规定,一家建设单位收到了《条例》生效后的最高罚单——15万元。打通在建隧道地铁开最高罚单10月9号,地铁三号线南京南站建设方发现,已建成的隧道顶部被钻开了一个直径7厘米的洞,而“肇事者”正是在附近施工的一家建设单位。

对于审议关注点“禁止吸烟场所范围”,“意见报告”认为,《条例(草案)》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规定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实行全面禁止吸烟,但规定过于笼统,约束边界不够清晰、具体,提出“研究在不给他人造成烟草烟雾侵害的前提下,对室内工作场所,进行分类管理”的建议。“意见报告”中其他建议还包括:建议将“体育”和“教育”这两类场所以及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妇幼保健机构”和“儿童医院”纳入室外全面禁止吸烟的范围;增加在室外排队等候队伍中禁止吸烟的规定;建议“采取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集等技术手段加强监督管理”;明确禁止吸烟场所经营者和管理者控制吸烟责任,特别是明确其单位负责人的“第一责任”;建议面向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将控制吸烟纳入学校健康教育内容。据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条例》起草者之一刘泽军介绍,北京市正在经历“第三次控烟高潮”,前两次分别是1996年5月施行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2008年5月奥运前夕制定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烟酒仍然是重要的社交手段,庞大的吸烟人群,戒烟服务无政策保障,专项经费缺乏等,是北京市控烟工作面临的挑战。”刘泽军说。(记者 林苗苗、倪元锦)。

此“倒查”一举可谓是“打蛇打七寸,抓事抓根本”,把条例的震慑力发挥无余。事实上,针对反腐过程中突出问题的突破口还有很多。立法是在大量社会现象出现时或出现后,为防止这些社会现象所导致的集中和突发的社会问题,立法部门可以通过立法规范某些社会关系,建立某些社会规制。同时,立法还需要考虑到社会关系和现象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创新体制机制,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前提、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只有紧紧抓住体制机制这个根本,立足改革创新,建立起对腐败有免疫力的新体制新机制,才能真正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未雨绸缪,预防在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在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厉行法治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最终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我们的选择,也是共识。( 南方日报评论员)。

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应当基于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应当尊重群众意愿,保护群众利益。但旧城区改建项目具有特殊性,是否启动、何时启动、如何补偿等应当更多地听取和尊重被征收人的意见,取得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实行旧城区改建要尊重房屋所有人的意愿,征得房屋所有权总面积过三分之二且总户数过三分之二的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后,方可启动旧城区改建的房屋征收程序。

此后的一年多里,业委会在政府指导下,与开发商签订委托改造协议,同时制定出了90%以上居民签字同意的补偿方案,并完成了全部的过渡安置工作。业委会主任庞龙志说,大多数住户都期盼能早日改善住房环境,项目开始进展很顺利,直到几个“钉子户”出现,他们要求得到更高补偿,不同意集体通过的补偿标准,进展就慢下来。项目停了约两个月,期间已拆迁的大多数居民对“钉子户”的不满情绪开始增加。庞龙志压力很大,他说,一些拆迁的居民过来骂他,说“一直拖着是不是想给‘钉子户’糖吃,那我们也不干!”2011年4月20日,凯江社区六组开全体业主会,居民们发起请求书,要求业委会出面对刘某的旧房进行“排危拆除”,100多户居民签字,超过总数的90%。

“两地防腐条例的出台,在广东省内乃至全国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示范效应,对国家的立法也是一个经验积累。”参与汕头市预防腐败条例起草和专家论证会的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剑光说。在中国,反腐败立法问题由来已久。中国不断加大对贪腐的打击力度,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至今国家尚无专门预防腐败方面的法律。早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中纪委便表示,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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